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和教育。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他们活跃在生产、科研、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江泽民：同清华师生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8月26日），原载198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24—225页。

无论是老一代的、中年的，还是青年的科学家，以及广大的科技工作者，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希望科学家们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严谨求实和创新的学风，担负起振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任务。——江泽民：邀请科学家座谈时的谈话（1990年5月30日），原载199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越加深刻地认识到，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我们相信，我国知识分子一定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努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贡献全部聪明才智，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21页。

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重视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使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并逐步完善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和制度。——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28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其整个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正确使用努力创造良好的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创造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尤为重要，这应始终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坚定不移的方针。——江泽民：视察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谈话（1992年5月16日），原载199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为各种人才脱颖而出和正确使用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创造才能，应当始终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且要一年比一年做得好。——江泽民：《为国家为人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1992年5月20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272页。

我们要抓住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没有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没有广大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要培养造就一大批能够进军当代科学前沿，赢得技术竞争，开拓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各类人才，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93年5月14日），《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555页。

科技和经济的大发展，人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实现现代化，必须靠知识，靠人才。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机制。要广开进贤之路，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尽管国家还比较困难，但一定要尽力解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允许和鼓励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形成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江泽民：在参加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科协和科技界联组会上的讲话（1998年3月4日），原载1998年3月5日《人民日报》。

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今天我还要说，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希望两院院士和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的讲话》 （1998年6月1日），原载199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要不拘一格地选用年轻人，努力从学习、工作、体制、政策、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让年轻英才不断涌现出来。这应成为我们推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和其他各个方面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0年6月5日)，原载 2000年6月7日《人民日报》。

当然，知识分子也会存在缺点，要通过加强教育和学习，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江泽民：同高校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7月14日），原载198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不光要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那种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江泽民：会见钱学森时的谈话（1989年8月7日），原载198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为了挑起振兴中华的重担，90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有崇高的理想，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献身精神，有渊博的知识和真才实学，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有高度的纪律修养和高尚的道德风尚，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要造就这样一代新人，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家长等各方面互相配合，需要经过长期努力。当然，同学们的自身努力也很重要。我向大学生们提出三点希望：第一，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第二，勤奋读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第三，严格要求自己，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江泽民：邀请北大学生到中南海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3月23日），原载199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近代一百多年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今天，要充分发挥我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很多，主要有：

──爱国主义传统。从古到今，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品格。在近代，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则是把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走一条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道路。

──和人民相结合的传统。一百多年来，正是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工农相结合，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才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以来的事实也表明，正是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今天，不依靠人民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艰苦奋斗的传统。过去老一辈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现在虽然初步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但是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走一条艰苦的路。——江泽民：邀请北大学生到中南海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3月23日）

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8页。

要增进党、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理解和团结；要增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的理解和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特别是老、中、青知识分子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党和政府要通过各种渠道，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呼声，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江泽民：同“奋斗者的足迹”报告团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4月4日），原载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

加强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入到知识分子中去，介绍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情况，倾听意见，诚恳地接受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监督和帮助。要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优良作风，以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的态度，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28页。

帮助大学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健康成长，使他们在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广阔天地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光荣责任。一方面要满腔热忱地关怀他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努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及时解决他们在思想上出现的问题，使他们顺利地成长；另一方面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鼓励他们面向实际，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发挥才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多的贡献。——江泽民：与首都应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座谈时的谈话（1992年5月20日），原载199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