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忠实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在重庆留影

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南方局的一项中心工作。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统称。在当时的中国，这股中间势力不容小觑，在抗战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广泛发动并团结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

董必武作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国统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进行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广交朋友是董必武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要把统战工作做好，除了政治原则上的团结外，还需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谊。在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交往中，董必武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对于他们召开的各种会议，几乎是每会必到，到会必同他们亲密会谈，会谈地点大多在被董必武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国共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复杂形势，每当有些朋友出现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时候，董必武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登门拜访，帮助他们擦亮眼睛，辨明方向；每当民主人士遇到危难时，董必武总是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真诚的帮助。

1940年底，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演讲中揭露国民党权贵利用抗战发“国难财”的行径，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逮捕入狱。董必武获悉后，立即投入到营救工作中。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卑劣做法，董必武还利用庆祝马寅初60大寿的名义，与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一副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寿联是他撰拟并亲笔书写的，独具匠心。在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中，董必武始终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他们也把董必武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在重庆街头组织抗日宣传

董必武不仅亲自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派得力干部到他们中间去协助工作。张友渔、王炳南就是董必武直接派到救国会的。张友渔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努力工作，协助邹韬奋办好《全民抗战》这个刊物；王炳南在救国会中主要担负同沈钧儒的联系工作。不久，张友渔、王炳南都成为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张申府、刘清扬、史良一起，共同领导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董必武对中间力量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和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尽其所能推动各中间党派的联合。抗战时期，各党派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等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同声慨叹国民党之褊狭暗劣”，一致认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他们“想来想去”，都觉得“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酝酿讨论期间，董必武经常赴张澜寓所，与沈钧儒、邹韬奋（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李璜（青年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等讨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问题，推动他们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联合起来的决心更大了，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联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其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交谈中，积极推动他们团结、合作，使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黄炎培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诸多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一些误解。蒋介石也有意拉拢他。然而，通过董必武不断用事实教育和引导，黄炎培得以逐渐觉悟。正是基于对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信任，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筹备民盟的过程中，主动将成立情况、领导人选等透露给周、董二人。周恩来、董必武还同民盟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组织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

梁漱溟离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帮助他筹划香港之行。梁漱溟到达香港之后，在报刊登记证、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南方局即指示中共驻香港机关大力协助和资助，帮助他克服了困难。

此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其中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1943年，董必武又派徐冰去推动和帮助邓初民、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李济深、陈铭枢、张志让、郭春涛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基础。董必武还派共产党员陈钧以小业主的身份在中小工厂中进行活动，在斗争中推动他们扩大联合，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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