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抗日战争的胜利，无形中提高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声望。然而，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使国统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较场口血案和李闻惨案，召开伪国大、宣布民盟非法，疯狂镇压民主人士；军事上积极准备，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所有的一切，使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迅速走向土崩瓦解。历史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从来就是决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任何强大的政权，一旦失去民心，离覆亡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为什么抗战后一度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资本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迅速走向崩溃,不得不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应该说，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专制，反民主、搞独裁,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贪污腐化，人心丧尽，是造成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孤岛的根本原因，也是各民主党派最终选择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到民心，从政治到军事。

梦想着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府，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措施，并最终失去了民心。民主党派及有关政治力量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或坚定地站在或逐渐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密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以武力胁迫已有进步倾向、同情民主运动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离滇，改组云南省政府。同时，撕毁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以80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公开发动内战，并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也进行了疯狂镇压。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省立英语专修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到会的有各大中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6000多人，钱端升、伍启云、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料，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干扰，切断电源，鸣枪捣乱。但与会者没有为之所吓倒，他们点燃汽灯，会议继续进行。演讲者在台上慷慨陈词，呼吁和平、民主，台下听众高呼回应，用正义的声音反对枪声，反对黑暗。这时，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人跑上台，发表“政府职责所在，理应把发动内乱的乱党剿平”等谬论。当场有人揭发此人为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调查统计室主任、特务头子查宗藩。在大家的怒斥下，他灰溜溜地逃走了。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宣言”，以及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与中国内战的通电。最后，大会在反内战的歌声中结束。

这时，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对校区进行戒严，封锁路口，师生们被激怒了，他们连夜签名，以罢课抗争。26日晨，国民党中央社造谣称：“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日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中央社的诬蔑报道，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真相，西南联大学生率先罢课，随后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宣布总罢课。昆明学联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发出“罢课宣言”，以及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致美国政府抗议书》、《告美国人民书》，鲜明地提出了昆明学生的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组建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同时要求国民党云南当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禁令，保障学生的安全、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学生教师，要求中央社向参会人员道歉。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行动十分惧怕，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镇压学生，动用大批特务沿街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代理省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学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并令各校按期复课，否则将“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

30日后，学生分组展开街头宣传，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呼声响彻了昆明全城。市民群众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工人也在酝酿罢工。12月1日上午8时，李宗黄在参加了卢汉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仪式后，集合省党部的暴徒，携带武器、棍棒分头攻打学校。上午10点以后，各校都遭到歹徒们的袭击。歹徒们在校园里撕墙报，砸桌椅板凳，殴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处投掷手榴弹。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旨在西南联大东院(今昆明市文林街东段)，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在联大新校中弹牺牲，重伤20余人。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昆明学生英勇地坚持斗争。他们有组织地走上街头，向广大人民控诉国民党的暴行。昆明各大中学校教师和文化界人士、工人、农民和市民群众、工商界人士以至地方某些上层人物，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声援学生。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入殡仪式，各校师生和各界群众3万多人冲破敌人的阻挠前来参加。12月4日，举行四烈士公祭大会，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参加公祭的人们络绎不绝，有各大中小学师生、宗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国民党爱国进步官兵等，到12月20日止，到灵堂公祭四烈士的人民群众达15万人次（当时昆明全市人口还不到30万人）。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强烈抗议，重庆、成都、延安、遵义、上海等地都以集会、游行示威、通电抗议等形式声援昆明学生。

12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蒋介石被迫对“一二•一”惨案进行处理，李宗黄被调离。一时间，以悼念昆明死难烈士，声援昆明学生为契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联合会选举马寅初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和谈，内战迫在眉睫，中国民主促进会提议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派代表到南京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并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6月23日上午，上海300多个团体和单位约10万人在北火车站召开反内战大会，并为代表送行。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等11位各界民意代表承载着大家的希望到南京请愿。国民党知悉后，沿途派特务捣乱，企图阻止请愿团进京。阴谋失败后，干脆纠集一帮流氓特务，假冒苏北难民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代表，致使代表团的多位代表和记者受伤。当时，宪兵守在候车室门口，不许代表出去，却允许“难民”闯入对代表进行围攻。晚11时，代表们已经被围攻5个多小时了，这时，一位“穿白衣者”发令，暴徒们穿破候车室窗户，进入室内大打出手，顿时，桌椅、汽水瓶、木棍横飞，阎宝航、雷洁琼为掩护马叙伦，拼力抵挡暴徒，结果马叙伦还是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受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手中提包是代表团各种文件，暴徒要抢，她死死抓住不放，手臂被抠伤。阎宝航也是遍体鳞伤，叶笃义、浦熙修、高集等均被殴伤。惨案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一致愤慨，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暴行。6月29日，蒋介石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说：“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而事实是，早在三天前，蒋介石就已经下达了围歼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的密令。

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游行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一手制造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负重伤，于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后来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忆当晚凶案发生前后状况：7月11日的夜晚，是一个细雨蒙蒙悲惨的夜晚。我们一同出去有事，办完以后，顺便看了电影。9点45分，我们到南屏街，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这时，原来站在我们周围的三个穿美军制服的人也跟踪上了车，一个坐在我的身旁，一个坐在公朴身旁，另一个坐在公朴对面。他们鬼鬼祟祟地老是偷眼看我们，我们心里有数了——被坏人跟上了。到了青云街，我们下车了。那几个家伙也跟着下了车。公朴急急走到学院坡，上坡才走了四五步，我正在他的右边，就听见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嘴里呻吟着：“我中枪了。”雨里的灯光昏昏淡淡的，我仔细一看，才见公朴腰上的血不断地往外流。我就冲到街上大喊：“捉人啦！枪打人了。”凶手已向青云街逃跑了。一些青年紧紧地追了下去：“抓住他！抓住他！”在凄风苦雨里，我抱着公朴。我多么希望赶快有人来啊！幸好，有几位云南大学的同学走过，他们见是公朴受伤了，就立即到我们家取来了帆布床，把公朴送往云大医院。到了云大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子弹是从左后腰射入的，洞穿腹腔，从右前腹部穿出，血完全流到腹腔和胃里，从嘴里大口大口吐出。麻醉针一针针地打了下去，疼痛还是止不住。医生们立即施行手术。但是，腹肠已经击穿了好几个大洞，其中两个已经超过一英寸。血像泉水似地喷射着，手术室里到处是鲜红的血迹。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进行抢救，输血300CC，注射了盘尼西林、止痛针、止血针、强心针。公朴在昏迷中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的精力和死亡斗争着。他时而昏迷，时而又比较清醒。3点多钟，他神志清醒，睁开眼睛望望我们，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有准备了。”4点钟，疼痛使他咬紧牙关，他又睁开眼睛喊：“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10分钟后，又狠狠地痛骂；“卑鄙！无耻！”5点钟，黎明前窗外格外显得黑暗。室内充满了紧张和悲愤。情况越来越恶化。他的呼吸逐渐短促，打了强心针也没有什么效果。5点10分，公朴的呼吸稍缓。他突然清醒地问：“什么时候了？”“5点多，快天亮了。”他疲倦地闭上眼睛，咳嗽了两声，紫血从他的口里流了出来。他不再讲话了。就在这天天快亮的时候，公朴离开了我们。

李公朴、张曼筠夫妇

闻一多遇刺，发生在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后不到96小时——7月15日约下午5时30分。闻一多在其长子闻立鹤陪同下，于回家路上行至昆明西仓坡距西南联大宿舍不远处时，被跟踪在后的杀手杀害，其子闻立鹤重伤。

作为案发时唯一与闻一多同行也是最重要的目击证人，闻立鹤后来在回忆文章《爸爸遇刺纪详》中追述其父遇刺前后状况：深夜一个盟员跑来说是一个青年团某人传出消息，南京密令昆明警备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说“中国共产党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奉令后，召集有关机关开会讨论，有人提议开始捕杀，经该会通过首批暗杀名单四人，又逮捕名单十数人，均为民盟负责人及民主刊物负责人，这位朋友告诉父亲少出来，说完匆匆走了。母亲的心脏病又发了，我们也很紧张，可是爸爸还是工作。经过几天的奔走筹备，民盟滇支部决定有两件事要赶快做。第一，马上招待记者，向各界报告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的阴谋；第二，决定16日午举行李公朴先生火葬，并积极展开募款工作。15日一大早，那位前晚来报信的朋友又慌忙跑来，说是他得到的消息绝对正确，要父亲千万小心，父亲微笑道，“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15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会上，闻一多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闻立鹤陪着父亲向西仓坡走去，“这时府甬道至西仓坡的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行至离家十多步的样子，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下意识地急忙扑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我的身体遮住爸爸，可是枪弹连珠似的向我们打来，我连忙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我想喊喊凶手就会逃走，可是四周比死还要静寂，我忽然感到全身无力，由爸爸身上滚下来，一直滚到离他五六尺以外的地方，爸爸满身统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统都打掉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也受伤了，并且知道右腿已经断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喊，希望宿舍里有人出来，接着又匍在地下装死，同时注意凶手的样子，几个彪形大汉一排地站在离我们二三十尺远的地方，正在继续向我们射击。两分钟后，他们扬长地去了，我又挣扎着坐起来，胸口上三个枪眼涌出大股的血水，我努力想爬起来上坡去救护爸爸，可是毫无办法，因为右腿已经断了，左腿也中了一弹，血湿透了我的上衣，再看爸，正愤怒地倒在血泊里，面色已变黑了，爸是好汉，哼都不哼一声。再过三分钟，大门开了，妈，赵妈，大小妹齐齐出来，看见这个样子都号啕痛哭，妈跑过去抱住爸的头，一股鲜血染红了她全身，她昏过去了，两个妹妹呜咽地啜泣，但都不知所措了。”

闻一多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教授,美国、加拿大2000多名新教牧师等,都发出严重抗议。1947年5月以后，国统区的学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到许多大城市，以表达青年学生对政治腐朽和黑暗现实的不满。国民党政府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国民党政府陷入孤立。1948年初，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政府，“不仅青年学生日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心情和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

周恩来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暴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在1947年7月4日举行了第六次“国务会议”，会上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国民党各省市参议会和国民党豢养的所谓“人民团体”纷纷通电表示拥护“戡乱”，并在各地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

蒋介石“总动员”的目的之一，是要他的反革命队伍警觉“覆巢”的严重危机，全力作困兽之斗。他在7月7日的“戡乱建国”演说中哀叹：“在华中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丧失了自强自立与独立自主的信心”，无形中成了共产党“精神上的俘虏”。他说，这种情形“真如古语所说，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覆巢之下决无完卵”。

蒋介石“总动员”的另一目的，就是更疯狂地搜刮国统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残暴地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纲要》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等。

随着“戡乱”令的发布，国民党政府到处征粮、抓丁、派款，逮捕与屠杀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1947年9月27日，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爱国人士的迫害。仅10月一个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个城市，被屠杀的群众就达2100余人。

在“戡乱”总动员之下，国民党实行了所谓“总体战”。1947年冬至1948年3月，两次召开苏浙皖赣豫鄂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互相配合的“总体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定，蒋军正规军负责“机动”作战，以对付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在地方上，加紧“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实行“人必归户，户必归甲”，并把“户口与自卫均纳入保甲之中”，成立“民众自卫队”；在经济上，对解放军实行封锁。

1948年，上海电力公司火力电厂民主工会常务理事、共产党员王孝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被捕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为了实行“总动员”，蒋介石还对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变动。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组织，企图以此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自吹这是“中国政治引擎修整的起点”。但是，这项措施除了加深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共625人）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军事指挥机构上，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华中军事并指导鄂豫皖赣湘五省政务；1947年8月，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负政治军事全责；12月，裁撤保定、张家口两绥署，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1948年1月，因东北行辕作战指挥无方，陈诚患病，又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卫立煌作总司令。

国民党欲以上述种种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后方空虚动荡的危殆局面。但1948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在“训示军民词”中承认：后方各省市“动员还未能实施”，社会民众依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前线国军一直在波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至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但是，蒋介石还要自欺欺人，宣称蒋军侵占了延安、烟台，就摧毁了共产党的“政治中心、神经中枢和经济据点”，使共产党在关内“不能立足，亦无法负隅，只得被迫分窜，成为流寇”。他还吹嘘消灭共产党的“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以内完成”。

为了制造民主宪政的假象，国民党政府先后于1946年、1948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1946年大会任务为制定宪法，又称“制宪国大”；1948年大会任务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又称“行宪国大”。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鉴于10年来情况的变化，为确保国大的公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提出国大代表应进行适当调整。经各方协商，决定原选举的1200名代表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东北收复区代表150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总计2050名。各党派代表经分配后，由各党派自行提出，计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开。但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于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当日，正式下令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断然拒绝参加。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出席代表1381人，大多数是10年前选举的旧代表。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12月25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在形式上虽有关于军队国家化、独立外交、发展国民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等章节、条款，但与《训政时期约法》一脉相承，实质上恢复了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用宪法形式确立了国民党对全国的集权统治。194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这部宪法，并规定从同年12月25日起施行。宪法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民盟以及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纷纷发表声明不予承认。

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其中心议题是选举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和副总统。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表示不竞选总统，其真实意图是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4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后，蒋介石才表示接受全会决定。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在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当选。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和副总统。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清楚表明，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表面上是要“还政于民”，实质是继续顽固坚持一党独裁专政。

1947年3月，蒋介石强迫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中国共产党代表在撤退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房屋、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国共产党办事处工作，民盟部分领导人也进入上海马思南路中国共产党办事处工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随即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国共产党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被置之不理。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国共产党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诬陷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杀害了。

一年以前国民党特务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国民党还假装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了民盟很大的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

山雨欲来风满楼。10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瑭、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

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早为国人所注意，兹迭据各地负责治安机关先后报告，其显著事实，如该盟派骆宾基在东北策动东北之军事叛乱，与在西北之负责人策动孔从周等叛变，并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皆暗与共党之军事行动相呼应。政府颁布动员戡乱命令后，该盟香港及马来之支部公开宣言反抗，显与“共匪”勾结一气。最近该盟重要分子李荫枫在川省招致匪徒，图谋暴动，以响应“共匪”李先念残部之窜扰。其他公然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皆罪证确凿，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证之“共匪”近来四处流窜，益形猖獗，而该盟分子亦无不到处活动，互为声援。如不立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职责所在，对此在“匪区”则助长叛乱，在后方则为“共匪”声援之不法团体，不得不采取适当处置。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戡乱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

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

抗战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在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之下，终于失尽民心，也失去了民主党派对它的耐心，并通过高压政策粉碎了民主党派走中间路线的幻梦，最终使民主党派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